农村宅基地退出收益共享机制研究——基于桥林星甸的调查分析开题报告

1.1研究背景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已从2002年的3356.79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51914.52亿元。2001-2013年，我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累计高达23.78万亿元；仅2013年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就高达41249.52亿元。大规模的土地收益金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可支配财力。但与此相伴随的是，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乡群体之间土地收益不均衡现象显著，被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集体和农民共享土地收益的程度较低。据统计，1990-2003年期间，农民不仅没有分享到土地增值收益，反而在农地征转用中贡献了2.5万亿元。事实上土地流转中土地收益共享的现象一直存在，但是收益共享水平并不高。己有研究发现在当前的主地收益分配格局中土地原使用权所有者仅占到土地收益的5%-10%；江苏省的实地调研表明地方政府获取的土地收益份额为75%。

尽管地方政府较多地享有土地收益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这种忽视公平的方式却刺激地方财政过多地依赖土地收入，增加了地方财政金融风险，导致城镇扩张严重、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资源配置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对于权利分配和利益分享的需求增强，土地收益失衡引发了一系列的土地纠纷和社会矛盾，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土地要素流动因用途改变等原因会发生土地增值，从资源和资本角度来看价值都会提高，造成土地价格上涨。耿未名认为土地增值来源于以下下5种机制:个别投资主体对土地进行生产要素投入导致的直接投资增值；规划等因外部福射性投资增值导致间接投资增值；土地稀缺性，位置固定性导致的土地供求市场增值；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安定、投资者对经济乐观预期导致的普遍性社会增值；土地利用用途改变，土地利用率提高导致的效益性增值。邓宏乾将土地增值分为生产性因素（资金、劳动力）的投入引起的增值和非生产性因素（土地稀缺性、政策等）引起的增值。张远索则认为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有多种情形，但现阶段我国所谓的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多是指土地用途改变导致的自然增值。然而土地增值部分到底归谁，业界一直都有争议。一般有以下三种看法。一种是涨价归私，即主张全部土地自然增值归原土地所有者所有。周天勇认为：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后，政府投资于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而引起的土地价值上升部分，应当归农村农民集体所有，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方式来调节过于高的所得部分。一种是涨价归公，即主张将土地自然增值基本归国家所有；还有一种是由周诚教授首创提出的公私兼顾，即主张在充分补偿失地者之后将其剩余部分收归中央政府所有。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释放出中央高层关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的信号。但目前，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政府和开发商占有份额偏高，作为土地使用权所有者的集体和农民占有份额偏低。有学者研究了我国23个省（市、自治区）2010年的征收土地增值收益数据及其分配情况，发现村集体（农民）、政府、开发商所获得的增值收益比例为3.70:22.32:73.98（林瑞瑞，2013）。再以全国土地出让为例，1995年全国每公顷土地出让金纯收益为66.1万元，其中政府获得47.2万元，集体和农民获得18.9万元，政府与集体和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为2.5:1。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扩大到了9.7:1。1995-2005年间，全国土地出让价格平均上涨了3.6倍，而征地补偿标准只提高了0.5倍（姚昭杰，2010）。集体和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不断降低，直接原因在于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幅度远跟不上地价上涨幅度。从中可以看出，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不理想，农民利益得不到应有保障。

1.2课题意义

宅基地退出的收益共享机制研究有利于实现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合理提高个人收益。从而进一步解决耕地保护问题和缓解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弥补城镇建设用地的不足，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还有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由于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土地价值因投资、用途转变、稀缺性增加等产生了巨大增值，政府、集体、农民等利益主体均参与了增值利益的分配。其中，根据各种数据显示农民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失地农民这一群体已经成为制约构建和谐社会的瓶颈。做好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工作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

本课题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进行土地收益共享机制研究，可以改变长期来农民土地权益在城乡土地要素流动中受损，农民财产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不公平现象，实现公平正义。

1.3应用前景

揭示农村宅基地退出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关系，为构建农民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机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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